摘要：自治规则与宪法、法律、基于法律授权之法规、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或该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抵触者，无效。 ...

最后，Kay总结了制宪权威的重要性。

前一个问题的解决相对简单，因为行政机关中止行政许可被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因此，尽管《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未涉及中止行政许可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这种争议案件一般是不存在太大疑问的。通常的情况是，有期限的行政许可随期限届满而终止，无期限的行政许可随被许可人死亡或终止而在事实上消灭。

1．行政许可中止能够及时提供完整的行政许可信息，维护行政许可的公信力。三是行政许可中止后，在规定时间里被许可人重新达到法定行政许可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被许可人的许可证效力。例如，《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第20条第2款规定，被中止排放许可证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排放许可证要求的，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恢复其被中止的排放许可证。[9]   三、完善行政许可中止制度的思路 我国行政许可中止立法中存在问题，既反映了相关理论研究的滞后，也说明分散立法造成的行政许可中止制度的不统一和混乱，并给行政许可实践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行政许可中止制度能够进一步缓和行政许可中的公益与私益的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许可制度的法益。

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除正确使用行政许可中止表述外，还有部分规范虽未出现中止概念，但是却包含着中止行政许可效力的内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表明，在被许可人不再符合法定的许可条件时，其相关的经营行为并不停止，这就意味着被许可人获得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并没有因为其不符合法定的许可条件而中止，只有在可能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风险的情况下，被许可人才被要求停止与行政许可有关的行为。迫于内外压力，清廷于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1910年起草宪法（大清天坛宪法草案），[5]1911年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逐步对皇权施以一定的限制。

[23]参见[德]海留司烈：《社会行政法论》，《译书汇编》第1期（1900年），第1-2页。[52]《行政执行法草案理由书》，陈瑞芳、王会娟编辑：《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31]参见《警察学校教务令》第4-5条，《政府公报》第243号，同注28，第9册，第86页。然则代表国家，又安能作恶，是知作恶者，必非官吏之公人，而为官吏之私人也。

这也是中国法学产生的普遍现象。本文以下权且以1920年版本为对象，来展示其风貌。

[28]参见《大学令》第2条，《政府公报》第178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6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29页。民国初年的行政诉讼制度更是推动了行政法学的知识视野，促进了行政法学的中国化。徒法不足以为政，于是有警察法。在清末民初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时，具有两大法系背景的两派学者展开了一场论争，波及行政法的界定及其功能定位，促进了行政法学的中国化。

他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的公法，是规范国家行政权的组织及其作用的法则。第一部警察行政：甲编警察泛论、乙编警察各论。该书所称警察，并非现代的狭义警察，而是传统行政法上的警察，即以保护良善、督察奸盗为务，唯在保持治安、防御祸害耳。直到1940年代，英美行政法研究才有了一定起色，出现了留学英国并撰写《英国行政法论》的陈体强（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主攻国际法学）、留学美国并撰写《中国行政法总论》的马君硕（纽约大学法学博士）。

在欧陆诸国采用行政法者，其行政、司法两部之间每有葛藤，其结果乃至司法不能独立，致宪法失其作用。[38]参见林万里：《行政裁判所果不当设耶?》，载《民立报》1912年4月5日第529号，第2页。

参见[日]织田万、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清国行政法泛论》，金港堂书籍1909年版，第12页。《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耶林的《权利竞争论》等皆逐期登载。

[34]这一场论争也恰好改变了中国学习行政法的偏食现象，丰富了对两大法系关于行政法的认识，在近代中国重现了当年戴雪批判法国行政法的场景。若民事诉讼，则纯为私人间权利义务之关系，提起诉讼之理由专以拥护权利为目的。从其著作来看，确实也受到了美浓部达吉不少影响。考法国人民控诉于平政院，由下级以至最上级，事实疑问、法律疑问皆可再审，殆无限制……至于讼费之减轻，手续之简便，皆所以增广控诉之自由，保障人民之权利。[9]但这一译法未为学界所接受，社会通用的概念仍是日译的行政法一词。如果下级官吏可以决定上级的职务命令合法与否而拒绝执行，行政上的统一就无以维持。

[63]参见注62，绪论第16页。官民一切之事，法令所定，莫敢或违。

[32]参见《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其第二年和第三年均须学习行政法。

从狭义上来说，凡对于官吏以官吏资格所作的行为，不绳之以普通法律，而绳之以特种法律，且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而以特别法院管辖。作为法制后进国家的中国就是如此。

作者将行政法的内容分成三块，即设立行政机关及其作用、行政机关作用的种类方法及其组织权限、实施行政作用的方法。章士钊则反对设立行政审判院。三权分立为立宪政治一大原则无待赘述……官吏是否确守行政法规，行政部自应监督，勿待司法之阑入以束縛其自由裁量。这种特权须由特别机关加以保护，普通法院不得干涉。

宋教仁主张与行政审判院平行设立官吏的惩戒裁判所。1902年8月15日，《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第七节规定，仕学馆第一年就要学习行政法。

行政法各论的著作常常与行政法总论相继问世。故法律敕令，必要政府大臣签名云。

[61]对该书1923年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以下。但康有为所列书目未必准确，例如《社会行政法论》、《虞氏英国行政法讲义》其实均为江木衷的德文译著。

该文译者无可考证，其翻译要归功于清末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三）行政法教育在中国的起步 行政法学的产生离不开行政法教育。盖权利必经法规所定，而法规之所定不仅关乎权利。[61]和记印字馆1927年印刷的《行政法总论》共334页，同样分为总绪及第一编总论两大部分，内容渐趋丰满、体系日臻完善： 总绪分为六章：第一章国家。

忽视行政法存在的前提，将古代的官僚制度冠以行政法之名加以分析，若纯粹为称呼上的便宜并无不可，只是这种做法易忽视行政法的法治国背景和近代法属性。若而国者，官吏、齐民之间有一鸿沟，官吏所享之特权非齐民所能有，而齐民原有宪法上之权利一与官吏之特权遇，而即动摇，识者称为特权法制之国。

而要行司法独立，则要从维持法官的信用和尊严开始。1923年再次修订，增为316页。

[40]参见章士钊：《驳〈神州日报〉论保障人民自由权不宜效英国制废行政裁判所》，《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96-197页。此定义若当，则今传之唐六典足以当之矣。